高等教育正处在发展拐点。如今，人们愈发不将大学视为孕育思想的学术共同体，而更多地把它看作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面对前所未有的学费压力、不断升级的“学历通胀”、就业市场焦虑以及技术变革，学生们开始以一种“交易”的心态看待高等教育：拿到学位才是最终目标，而学习本身反倒退居其次。这种转变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关乎学术诚信，更关系到未来职业伦理、人才储备，乃至整个民主社会的发展。因此，当代教育面临的核心挑战，或许已不再只是如何防止学生作弊，而是如何在一个愈发唯文凭是举的教育体系中，重新找回学习本身的内在价值。
教育心理学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即区分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心理学家爱德华·L·德西和理查德·M·瑞安在其奠基性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研究中指出，内在动机源于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智力成长以及自我价值实现；而外在动机则更多围绕成绩、薪酬、阶层跃升、社会地位以及获取学历等外部回报展开。大量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例如，保罗·R·平特里奇发表于《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受内在动机驱动的学生，学习投入度、学习韧性以及学习满意度均更强；而主要受外在回报驱动的学生，则更容易流于浅层学习，也更容易出现学术不端行为。2024年发表的一项题为《是为了求知，还是为了赚钱？》（Here to Learn or Just Earn）的研究同样发现，相比主要受外在动机驱动的学生，内在动机更强的学生，在学习自信和课堂参与度等方面都表现得更加突出。这项研究的标题本身，就折射出一种日益受到关注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学生不再把大学视为塑造心智的成长经历，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跳板。
这种向文凭至上主义的转变，其实并非毫无道理。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一书中指出，在许多行业，学历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一种“信号机制”。招聘时，雇主往往把学历作为筛选求职者的重要标准，甚少考量学生在校所学知识能否匹配岗位要求。与此同时，学费不断上涨、学生债务持续累积（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如今已超过1.8万亿美元）也迫使学生更加看重教育的短期投资回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行为其实是理性回应了其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奖励文凭远胜于奖励真实学识，那么学生自然会做出最优选择。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完全在预料之中。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教学卓越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的教育研究资料指出，当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无法对个人成长和未来职业发展产生实际意义时，他们作弊的概率会大幅升高。围绕自我决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同样表明，自主性不足、课程缺乏现实意义，以及学习过程中缺少真正的智力投入，都与学术不端行为高度相关。归根结底，当学生只把教育视为一道道必须跨越的程序性关卡，而非促进个人成长的机会时，作弊就更容易被合理化。
进入生成式AI时代后，这一现象变得尤为明显。AI并没有制造学术诚信问题，它只是暴露了教育评价体系长期存在的缺陷。传统作业往往更看重最终提交的成果，而不是学生真实的思考过程。当成功主要取决于最终交付成果时，学生自然会选择能够最高效完成任务的工具。《卫报》针对高校AI作弊现象的深度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AI辅助作弊不仅反映了学生个人的失范行为，也暴露出教育机构对工业时代评价模式的过度依赖，而这种模式早已难以适应一个越来越由自动化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
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校园本身。研究人员唐纳德·L·麦凯布、肯尼斯·D·巴特菲尔德和琳达·克莱布·特雷维尼奥在《高校作弊》（Cheating in College）一书中发现，学术不端行为与日后职场中的不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一点在网络安全、医疗、法律、工程、金融等行业尤为令人担忧，因为诚信是这些行业赢得公众信任、保障公共安全的底线。如果学生在学校阶段就形成了“结果比过程更重要”的观念，那么进入职场后，也可能继续抱持这种思维。在某些岗位上，一次道德上的投机取巧，就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危害。因此，教育交易化的思维模式一旦成为常态，最终会让整个社会对道德妥协的容忍度不断提高。
然而，如果因此就断定今天的学生缺乏求知欲或道德感，不仅过于简单，也有失公允。事实上，大多数学生都处于更加复杂的现实处境之中。他们既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经济保障，也同样渴望实现个人成长和智识上的充实。
问题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学生个人，不如说在于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大学日益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如今，越来越多高校照般企业管理思维，把学生视为“客户”，把学位当作“产品”。正如学者希拉·斯劳特和加里·罗兹在批判“学术资本主义”时所指出的，为了追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等商业大学排行，高校将精力过度聚焦于招生规模、毕业率以及毕业后就业率等指标上。许多大学在对外宣传时，也更多强调学历能够带来的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闭口不谈知识积累和思想成长。既然学校把自身价值几乎完全建立在经济回报之上，又怎能苛责学生把课堂当作一场交易？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严厉的反作弊措施或侵犯隐私的监控技术。大学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构教育体验，让学习本身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也更难被外包替代。正如詹姆斯·M·兰在《学术作弊》（Cheating Lessons）一书中所主张的，高校应转向更加真实的评价模式，更加重视批判性思维、综合分析能力、创造力、协作能力、口头答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也应更多地与学生的个人身份认同、伦理责任以及未来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建立联系。此外，AI素养也应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项技术能力，更应帮助学生分辨，在一个高度自动化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实性、什么是认知、什么是伦理，以及人类自身真正的价值所在。
此外，高校还必须重申对教育本身的哲学辩护。高等教育的意义，不应仅仅被矮化为培养劳动力。正如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不为营利》（Not for Profit）一书中所指出的，大学还承担着更广泛的公民、文化和道德使命。它培养的是判断力、谦卑的求知心态、伦理推理能力、历史视野，以及应对复杂和不确定问题的能力。随着AI逐步接管越来越多技术性、程序性的工作，这些专属于人类的能力反而会变得愈发珍贵。
看似矛盾的是，AI的兴起，最终反而更能凸显学习内在价值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检索和重复性工作的商品化，创造力、同理心、智慧、道德判断以及跨学科思维等人类独有的能力，将变得愈发重要。在这样的未来，仅围绕获取文凭展开的教育将变得日益空洞。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学生，未必是那些最擅长追求高分的人，而是始终保持求知欲，并具备持续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人。
总而言之，重文凭、轻学识，这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经济压力、制度激励以及技术变革三重因素叠加，催生了学生与教育之间的“交易化关系”。这种环境不仅直接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也削弱了思想成长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但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回到一个理想化的教育时代，也不是简单地指责今天的学生，而是推动高等教育建立一套更加重视真实学习投入、伦理判断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因此，未来十年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只是如何防止作弊，而是如何重建一种教育文化，让学习重新成为一件本身就具有价值、能够重塑个人人生，并且对整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事情。（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杰森·本尼迪克特，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信息技术助理副校长兼首席信息安全官。
Fortune.com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财富》杂志的观点和立场。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股票配资交易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